现实比舞台更戏剧、更能挑战想象力。
“其实对她还真没什么印象,在我们这批留学生中,她一点都不突出。”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同学这样评价杨惠妍。在同学的眼中,这位曾经的中国首富安静、沉默,在课堂上埋头记笔记,很少在课堂外看到她的身影——也许是自小被赋予的重担让她沉静,也许是学会了国人纳言敏行的传统,又或者,她本来就是一个腼腆的邻家少女。
就是这位内敛的杨家二小姐,近两年却在中国内地财富榜上风起云涌。彼时,刚刚上市的碧桂园让这位邻家少女一夜之间变身“内地首富”;2008年,当碧桂园股价大受追捧时,她一度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位列第九;美国《国际先驱论坛报》宣称,杨二小姐的个人财富已经超过索罗斯、苹果的乔布斯和传媒大亨默多克。然而一年不到,曾经逾千亿的身家骤然蒸发了近90%,首富的桂冠随即旁落。
杨惠妍并不孤单,曾经在2007年风光无限的房地产大鳄无不星光黯淡——上海房地产大亨许荣茂,财富蒸发460亿元;另一位房地产富豪郭广昌,以314亿元的财富缩水额度紧随其后;中渝置地老板张松桥的资产蒸发98%,去年排名第26位的他已从2008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消失。据胡润的统计,今年财富缩水最大的6位富豪中,有5位是地产商。
想了解失败的根源,或许应该先回头看看究竟如何成功。
大坝上的闸门
“那些日子风光得有些难以想象。”一位碧桂园的离职高层说,公司本身的经营并没有任何创新或者优化,只是去海外换了一身壳,然后到香江上市,“无数的国外资本追着你跑”。
2007年,像碧桂园一样借香港上市鲤鱼跃龙门、脱胎换骨的内地房企不下10家,IPO融资额从数十亿港元到数百亿港元不等,规模为历年来最大,知名度较高者包括SOHO中国、远洋地产、奥园集团(3883.HK)等。用行内人的形象比喻就是:国际投资者给中国成功的地产商们发奖金了,因为他们看好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,同样看好中国未来的房地产市场成长空间。
当然一切都需要代价,外资要分享中国生产元素(土地)价值激增的收益。你要让资本方看到公司的增长,或者说需要向机构投资者证明他们的评级是对的,上市后的下一步就是吸纳土地,大规模地吸纳土地。
可以想象那些“风光日子”——一个资本管制的大坝,大坝一边是肥沃的土地,一边是滋润的水源。水源希望能不停地涌向这片沃土,分享丰收的喜悦,却被那道横亘其中的大坝阻拦,而在香港上市,就是这道大坝的一个闸门。一个融资渠道在外却向内经营房地产的企业,在外资看来就是一个会下金蛋的鸡。
源源不断的资本都想挤进这个闸门,“所有人都求你用他的钱。”一位在香港上市多年的国内地产商这样形容2006年和2007年的好日子。
碧桂园借机风生水起。其原本的经营模式是在城乡结合部建造大型楼盘,吸纳土地的能力相当强,加上国外资本的助力,杨惠妍的父亲杨国强得以把这种能力发挥到极致,碧桂园走上了“全国最大地主”之路。粗略统计,其上市大半年内,在全国土地储备达到惊人的5400万平方米(可建筑面积)。而每当杨国强宣布他们又获得一块土地,碧桂园的股价就再一次地往上跳跃。
亢龙有悔
当行业内所有人都意识到土地的价值(或者说意识到土地对于外资的价值)后,争夺“面粉”(土地)的战争开始了。“地王”在全国不断涌现,甚至连佛山这样的三线城市,也出现了近百亿元的“地王”。
这些借道香港“开闸引水”的上市地产商的深厚资本实力,让国内上市(或尚未上市)的开发商羡慕不已。你有张良计,我有过墙梯,有中国特色的灰色交易开始大行其道。一些国资背景的大型房企,不动声色地以“一级开发”的名义到处圈地,动辄以十数平方公里计,据说上海某控股数家境内外上市公司的国企集团,储地(包括一级开发)总面积高达500平方公里,相当于半个北京城。
地方政府那个乐啊!原本毫无用处的一块烂地,忽然间身价嗖嗖地往上涨。“土地财政”对支持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基建投资,提高对外来投资吸引力的关键作用毋庸置疑。
而碧桂园的声音在其中显得尤为响亮。“我与县委书记的交流最为顺畅。”杨国强说,因此他们没有直接在土地拍卖市场抬价,而是在城乡结合部“与县委书记交流”,获得一块又一块廉价土地。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运作能力,碧桂园再度有了被外资热捧的理由,杨二小姐也一度成为全球第九富。
亢龙有悔,穷之灾也——“面粉”涨价直接导致了就是“面包”(商品房)价格的狂涨。每月两位数百分比的涨幅,让市民怨声载道,也让高层心惊肉跳。
紧随而来的调控让房地产步入了冬天。除了土地调控,中央对于“大坝上的闸门”也在收紧,2008年初,在香港上市的地产商汇入内地的资金受到了限制。在门外蠢蠢欲动的外资也收到了这种信息,于是,寻找另外的缝隙逐渐成为外资的主流战略。
急转直下
形势转换之快,超过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。2008年,碧桂园也好,房地产行业也罢,贯穿全年只有一个字:“跌”。
大手笔的调控紧紧扼住了地产商的“咽喉”——融资,这是行业的“罩门”所在。彼时为了抢夺“面粉”,地产行业平均负债率超过70%,收紧银行贷款,就直接限制了地产商的流动性。紧随而至的控制房屋消费贷款措施,直接打击了房地产地需求。
就在年初,地产商的普遍态度还是自我感觉良好。“一切不过一场春雨。”某房企大佬私下评述,“控制银行贷款?那我们直接与外资合作。”
通过某些渠道,一些外资基金开始进入国内房地产,这些基金没有在国内开发房地产的权利,于是与国内地产商结合成为了必然。“这些项目我们只占了10%的股份,所以我们不担心房价调整。”国内一位地产老总这样回答他所面对的质疑。
碧桂园的认知,与此如出一辙。此前,他们通过国际投行发行了5亿美元可换股债券,补足了开发资金。虽然股价还在持续下跌,但杨国强认为,这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经营。而杨国强还准备跨行业扩张,一度有消息称,杨国强已经与TVB谈好收购事宜,市场还传出杨惠妍的丈夫自组公司,筹备进入能源行业。
然而,随着国际金融海啸的到来,形势急转直下。“撤”——外资不断地从内地房地产股票中抽离,碧桂园的股价像吃了泻药一样,杨二小姐的财富更是节节缩水,碧桂园内部股东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。
这让杨国强父女有些措手不及。年初为发行债券签下的“对赌协议”,让碧桂园背上了沉重的账目负债,巨大的债务再次导致股价狂跌,一年不到,碧桂园的股价由14.18港元一度下跌到1.10港元。一些跟随杨国强打天下的老臣,在碧桂园最危急之时纷纷减持股票,最大的股东杨贰珠减持超过3亿股,而此时的股价已在1元左右。市场开始担心碧桂园的经营状况,随之而来的又是一轮下跌。于是曾经的首富资产缩水了近90%。
同样的故事,仍然在其他地产上市公司中继续上演。